导读：千亿资管蒸发+投行溃败，东方证券“三驾马车”只剩杠杆？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这家曾以“自营+资管”双轮驱动著称的头部券商，2025一季度交出营收53.82亿元、归母净利润14.36亿元的亮眼成绩单，同比增速分别达49.06%和62%。然而，光鲜数据背后，市场情绪却呈现微妙分化：其A股市盈率（TTM）维持在19.83倍，市净率（LF）仅0.94倍，折射出资本市场对这家老牌券商的复杂态度。

东方证券原副总裁鲁伟铭因“个人职业规划调整”辞职，这位曾主导公司FICC业务扩张的核心高管离去，为东方证券本已动荡的管理层增添新的不确定性。从高管团队的动荡到核心业务的疲软，从行业地位的下滑到战略转型的停滞，东方证券的困局折射出中小券商在行业集中度提升背景下的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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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迷局：自营独大背后的系统性风险

2024年财报揭开的并非喜讯，而是结构性失衡的残酷现实。在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1.66%的表象下，隐藏着业务模式的致命缺陷：自营业务收入同比激增106%至49.26亿元，贡献了全部净利润的147%，而经纪、投行、资管、信用四大传统业务全线溃退。

这种“独轮车”模式在2025年一季度现出原形。随着市场波动加剧，自营业务收入同比下滑15.6%，直接导致公司整体营收环比下降23%。更危险的是，东方证券对市场行情的依赖已近病态——2024年“9・24”行情推动投资收益激增129%，但这种靠天吃饭的模式使其沦为“股市温度计”，完全丧失抗风险能力。

曾被视为“护城河”的投行业务同样承压：收入3.2亿元，环比微降0.2亿元。在IPO节奏放缓、再融资政策收紧环境下，东方证券2025年至今股权承销金额仅120亿元，同比下降35%，行业排名跌出前十。对比中信证券同期超800亿元的承销规模，差距愈发显著。

2024年，东方证券实现营业收入128.6亿元，同比下降8.2%；净利润35.2亿元，同比下降15.3%。这一表现显著落后于行业平均水平——据证券业协会数据，2024年证券行业营收同比增长3.1%，净利润同比增长5.8%。东方证券营收排名从2020年的第12位跌至第18位，净利润排名从第10位滑至第16位。

2024年，东方证券IPO主承销金额仅68亿元，同比下降67%，行业排名从第8位跌至第15位；再融资承销额同比下降52%至123亿元。更严峻的是，其IPO撤单率高达42%，远超行业平均的28%。

控股子公司表现进一步印证危机。全资持有的东证期货净利润下滑至5.06亿元，东证资本亏损扩大至4.65亿元，东证资管净利润腰斩至3.33亿元。唯一亮眼的汇添富基金（持股35.41%）虽实现15.47亿元净利润，却难掩集团整体造血能力衰退的现实。

资产负债表变动更值得警惕：总资产较年初增长452.9亿元至2881亿元，财务杠杆倍数攀升至3.49倍，同比提升0.45倍。计息负债余额达1893亿元，环比仅减少37.3亿元。这种“加杠杆”策略在牛市中可放大收益，但当市场转向时，利息支出压力与资产减值风险将成倍放大。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47.38亿元，虽较上年同期-227.98亿元大幅改善，但仍呈净流出状态。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53.95亿元，同比下降40.8%，显示资产配置效率下降。这种“资金饥渴症”在证券行业并不鲜见，但东方证券0.94倍的市净率，已逼近行业破净警戒线。

资本市场对东方证券的“冷遇”，本质是对其盈利模式可持续性的质疑。当行业头部券商中信证券、华泰证券通过并购重组扩大版图时，东方证券仍依赖“贝塔收益”驱动增长。其0.94倍的市净率，隐含着市场对资产质量的担忧——在2024年信用减值损失达8.7亿元的背景下，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合规黑洞：投行罚单与经纪乱象

合规风险正在吞噬东方证券的肌体。2024年投行业务连收三张罚单，暴露出质控内核的全面失守：在共达电声再融资项目中，竟未发现无锡韦感半导体股权代持问题，导致信息披露严重失实；辅导的玖物智能项目材料出现不实陈述；更在多个项目中存在质控人员与内核人员交叉混同的乱象。

这些违规直接导致投行业务净收入同比锐减3.42亿元，降幅达22.65%。但比数据更可怕的是人才流失——2024年投行人员流失率同比上升12%，多个保荐代表人团队集体出走，使本就脆弱的业务雪上加霜。

经纪业务的合规危机同样触目惊心。汕头长平路营业部为冲销售业绩，竟向风控合规岗、信息技术岗等非营销人员下达基金销售任务，导致部分员工伪造客户健康告知、夸大产品收益。这种激进考核机制在全公司蔓延，2024年客户投诉量同比激增210%，江苏证监局更查处从业人员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股票期权的恶性事件。

资管崩塌：千亿规模蒸发的深层病灶

作为东方证券的“皇冠明珠”，东证资管正经历断崖式衰退。管理规模从2021年的2697亿元峰值暴跌至2025年一季度的1585.59亿元，三年蒸发超千亿，行业排名跌出前40。旗下东方红资管2024年净利润仅3.33亿元，较2022年缩水44%。

这场崩塌始于战略误判。原总经理张锋在2021年市场高点大举发行三年期封闭基金，却遭遇行情急转直下，多只产品亏损超30%，最惨者净值腰斩。更致命的是投研体系的僵化——固守大盘蓝筹策略，错失新能源、AI等结构性行情，在指数化投资浪潮中反应迟缓。

王国斌、陈光明、任莉等核心投研骨干相继出走，不仅带走了成熟的投资框架，更造成投研团队“真空”。新任总经理成飞面对的是一支士气低迷、风格迷失的队伍，其擅长的FOF业务能否与东方红传统权益投研体系融合，仍是未知数。

2024年底的管理层地震暴露公司治理痼疾。原董事长金文忠突然离职，70后高管集体上位，但内部晋升为主的调整被市场质疑“换汤不换药”。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徐海宁在监管处罚高峰期辞职，留下客户投诉量激增210%的烂摊子。

一方面宣称向财富管理转型，另一方面却在2025年新设襄阳、石家庄等分支机构，重走规模扩张老路。这种矛盾在河南分公司“条款使用违规”处罚中集中爆发，暴露快速扩张与合规管理的根本性冲突。

这家见证中国资本市场跌宕起伏的老牌券商，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在注册制改革深化、居民财富配置迁移的历史性机遇面前，其能否突破“规模情结”，在周期轮回中锻造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将决定它能否从“困局”走向“新局”。